2015年3月，71岁的机电学院退休教师付桂兴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一消息，我伤感不已。
付桂兴教授是我的学生，但其实他比我小不了几岁。付桂兴退休时，向我说出了压在心头几十年的一句话：“我对张老师是终生难忘啊！从入学的第一床被褥，到入职后的第一餐饭，都是张老师帮我的啊！”
付桂兴是六五级并校来的江西籍学生。江西比山东暖和，他从小都是睡席子，到了山东就得睡褥子，可是他没有准备啊。我看到他的窘境，就想给他准备一床褥子。那个时候，弄床被褥并不简单，棉花和布都很难买到，都是受计划控制的。于是，我向学校打了报告，申请了一床被褥。睡在崭新、暖和的褥子上，付桂兴很感动，他说：“那时起，张荷英老师，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付桂兴很用功，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刚刚留校，他两眼一抹黑，该履行哪些程序，他根本不懂，甚至，他都不知道要去有关部门办理报到手续。我看到因不知道第一顿饭去哪里吃而手足无措的付桂兴，就拿出食堂的餐券给了他，安排了他参加工作的第一顿饭。
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来，我深深感受到，学生对老师的印象，绝对比老师对学生的印象深。老师有那么多的学生，哪能每一位都记得住啊。而对学生来讲，只要你以亲人和朋友的态度去关心他，他都会把你看成亲人、朋友，你说的话，他都愿意听。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挨了批斗，学生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饭桌上，贴到了我和学生同住的床上。我就不能和学生同住了，只好回家去住。后来，当时和我同住一个大宿舍的三名女学生——一名江西南昌的，两名是山东人——她们悄悄告诉我了一个“秘密”：我留在学生宿舍的一床很漂亮的花被子，很招人喜欢，被这三名女同学悄悄地拿过去盖了。其中，有个女生来例假，疼得爬不起来，就躺在这床花被上，她说，她感觉好了很多。
围绕这床花被，这三名学生还给我讲了很多她们认为有意思的事儿。这令我很有感触：做学生工作，光有责任心还不行，还要有感情，有爱心，要设身处地去考虑学生的困难，让学生体会到来自老师的关爱，这是所有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六五级有一个湖南籍的学生，毕业时，他想要回湖南，可我在地图上一比量，发现这个学生的家在湖南的东部，离江西很近。于是，我就帮这个学生分析，说你家比较困难，又离江西近，建议到江西工作。后来这个学生高高兴兴去了江西，若干年后再见面，他一直对我表示感谢，感谢我帮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为了加强和学生的联络，了解学生，我下了很多工夫。从小上学的我当时并不会干针线活，但我努力学着干，目的就是帮学生缝被子，跟学生有话说。我觉得，这是亲近学生最自然的方法。
七一级到七六级，主要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干部、工人、农民、民办老师，年龄小的 18 岁，大的有三四十岁。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不得不适应他们的复杂性。陪他们出早操，和他们同劳动，陪他们打扫卫生，经常去宿舍看他们。对学习基础差的学生，帮他们联系老师“吃小灶”。学生下矿锻炼，就和他们一起下井。机电专业七五级二班，学生全部是从工作单位上来的，他们一入学就要下矿，下的是山东枣庄的山家林煤矿。我天天早上和他们一起，从住的地方走到井口，然后一起下到工作面。矿井里的煤层很矮，身子站不直，我们就一起在工作面上爬。我很多年没有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显得很吃力，学生们看到了都很心疼，他们喊：“张老师，张老师，你别干了，你的脚都抖了！”——他们不愿意叫我“张书记”，都叫“张老师”，我觉得，这是他们和我感情亲近的表现。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学生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要给学生们做一个示范。这样才能和学生们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印象。要让学生服气，只讲大道理不行，你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打动学生。很多活，我不会干，就向学生学习。夏收了，城市出身的我不会割麦子，就学着和农村来的同学一起干。一开始，我比不过那些农村来的学生，但努力干，后来就好多了。在那段时期，我学会了很多工作和生活技能，当然，也收获了和学生的感情。我经常告诉别人说：“那时候也怪，那群工农兵大学生和我特别亲。学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喜欢和我沟通。有的学生记性不好，有的学生脾气很怪，有的跟别人谈不来，但我和他们可以交流，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困难。”
机电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中有个学生，家是福建湄州岛上的，虽然脾气很古怪，跟谁也说不上话，有时也不大守纪律，却非常爱学习。当时学校要求晚自习要到教室里来，他每天晚上不去教室，都待在宿舍里，别人说他，他也不听。有人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就注意观察了几次，发现他在宿舍中不是在玩，确实是在学习。我慢慢和他交流，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也渐渐转变了自己的学习习惯。事后班上那个支部书记对我说：“张老师，就你了，别人跟他说不通，班里干部都无能为力。”
转眼间，我从二十七八岁变成了五六十岁。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感觉，作为朋友的学生，慢慢地，经过一年又一年不经意间的发酵转换，就变成了自己的儿女。对儿女，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还要操心他们的未来，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九三级有个学生叫许健，是班长。他上学时就有个念头：做公务员。当时我已经退居二线了，有一次给学生做辅导报告，认识了许健。报告会后，他找到我，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我对他进行了鼓励，帮助他读了很多有关的书，并联系组织部与宣传部的同志，帮许健辅导面试技巧。后来许健通过了考试，去北京参加面试，手头比较紧，我又对他说：“不要紧，你从我这儿拿。”后来，许健如愿成为中央部门的一名公务员。
相对于学习与发展，学生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很难面对。这个时候，更是需要老师从对儿女的关爱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妥善处理好。
我当人生导师时，一个女学生，遇到了感情困扰。她找到了我，说自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做酒水批发生意的，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一开始这个女孩子帮他卖酒，卖着卖着就与他产生了感情。男的经常到宿舍里来找这个女孩子，表示要和她继续好下去，但他的老婆又死活不肯离婚。断又断不了，好又好不下去，这个女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仔细了解了这个女学生的情况，对她说：“你赶紧和他断了。一定要断掉！等他离婚之后你如果再和他好，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现在，一定下决心断。如果他再来找你，你就让其他同学帮你一起把他轰走。”我怕她下不了决心，就找了这个女生同宿舍的同学，把这个学生保护起来，不让她和那个男的见面。为了保护这个女学生的私密，我一直没有问她的姓名。而且，我还感谢她对我的信任，使我能帮她处理困惑。
转眼间，我从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步入了耄耋之年。尽管我的身体已经老了，但一谈到学生，一想到学生，我立即觉得我还年轻，觉得自己还一直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待在一起。我经常对从事学生工作的年轻老师们说：“我这一辈子，从二十七八岁开始，一直到 60 多岁，都在从事学生工作。后来退休了，又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担任人生导师，还是干学生工作。我对学生有感情，有的学生可能碰到了什么问题，要有人好好地指点一下，对他以后都非常好。他碰到一个拐点，没有人去接近他，也没有人去帮助他，很可能会造成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学生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年龄，这期间你帮助他，会使他受益终身。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辅导员的工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非常非常重要！”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张荷英 整理：孙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