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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学大师、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说过：“科技强则国强，而数学是科技之母，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首先必须是数学强国。而要数学强，必须有第一流的人才。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促使中国强大起来。”

我1938年出生，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落后挨打、遭受欺侮的悲惨经历，所以我也有一个数学强国梦，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58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适逢学校正在推行教学改革，我被分到计算数学专业。那时候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我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成绩也算令人满意，特别是数学课程全部为优秀，也具备了初步的科研能力，上学的时候在老师指导下写成学术论文《P符群码的标准矩阵》，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

因为我热爱数学这个学科，也知道数学的大用处，所以我到矿院站讲台教书的时候，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孔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希望我的学生早日成才，报效祖国。

除了人生价值目标的引导，在数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上，我最看重两点：一个是自学能力的培养，一个是创造性的培养。为了锻炼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能力，我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注重方法和思路的传授。我当时与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我不到教室答疑，二是不准问我这个题怎么做，三是鼓励学生想尽办法把我“辩倒”。当时不少老师表示不理解，觉得有点不近人情，我有我的想法和原则。我坚决反对“把馒头嚼碎了喂给孩子吃”，我不到教室答疑，但是欢迎学生随时随地找我，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我宿舍里；学生可以同我探讨解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不对，但是不要让我直接告诉你怎么解题。学生问再难的问题把我问倒，辩论的时候把我驳倒，我就在课堂上表扬他们。敢于同老师辩论的学生，本身的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就很可贵。

除了正常的教学作业，我每周给学生布置一个课外题，学有余力的同学去攻破它。有个学生为了解题，一天之内8次跑到我宿舍同我求证辩论，我对这个同学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屡败屡战的勇气竖起了大拇指。这样的锻炼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很快，思想方法跟我相近，教起来也特别带劲儿，我很享受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我跟数学专业的学生相处，就像大鱼领着小鱼在水中畅游，融为一片，非常和谐融洽，正应了梅贻琦老先生所说的“从游”之意。

我认为，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中，基础知识固然很重要，但创新创造的理念和能力更为关键，因为创新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活着就是要不停地创造。所以我特别注重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墨守成规，要大胆质疑和探索。对于数学理论的创新，我大力提倡“讨论班”的教学方法。“讨论班”是学生在具备一定自学能力基础上的再提升，在讨论中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受数学的魅力。青年数学新秀韩茂安、汤奇在中科院的吴方、复旦的蒋尔熊、我校周毓荣等一批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学术功底深厚的教师引导下脱颖而出。考取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回校任教的韩茂安1992年和1994年两次被世界数学联合会列入《世界数学家名录》，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数学的魅力一方面在于理论本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在于其与应用领域结合对复合型新型人才的培养。打破学科原有的分野，把数学跟工程、跟经济管理相结合，培养出了当时比较稀缺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同周文安、陈冀飞等教授联合招收了系统工程方向的硕士研究生8名，这批学生学得相当精彩，8人中就出了包括山东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远方、上海交大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张鹏翥及在美国作出骄人业绩的黄海啸在内的“四大才子”。数学与管理学相结合，举办了管理双学位班，我和中科院的专家分别讲授运筹学的课程，培养出了不少成为我校相关学科和学术骨干的人才，杰出的有姚庆国、张士强、李文方、刘洪渭等。

除了“约法三章”，我另一个不近人情的特点就是“管得宽”。当时我并不教数学班七八级的课，但有一次我看到他们班几个同学上课时间在操场上打篮球，就把他们训回教室，学生也很给我面子，乖乖地回教室了。数学班七八级的学生毕业30周年聚会的时候，一个名叫王梅的学生，在《山东科大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还特意提到这件事，没想到他们还记得，文章里这样写道：“这是怎样的真情驱使啊，如今已经为人父母的我们，才能够更深地体会到，这是只有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才能有的关切和爱护啊。”

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对学生该严的时候就得严，该爱的时候就得爱，即使个别同学当时不理解，等到了社会上知道老师是为他们好就理解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不少同学都同我保持联系，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甚至是感情上遇到问题，都愿意打电话同我和我老伴儿聊聊，倾诉烦恼，征求意见，可见没有拿我们当外人，这恐怕是当老师的最大欣慰了。